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投入海陆空力量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由于英国在香港的防御力量极其薄弱，12月25日，香港总督马克•扬（中文名杨慕琦）接到英国政府的投降命令，放弃抵抗。

    来自东莞的年轻清洁工卢寿康很快就感受到香港这个黑色圣诞节的阵阵寒意，香港沦陷后日军掠走大量粮食造成严重饥荒，常常能见到街头有人饿死。“死了之后就陈尸街头，很久没人去埋葬，可那些衣服还是有用的，有人就把那些尸体的衣服脱下来拿回家。”

     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的卢寿康终于忍受不了饥饿了，他和9个工友决定去附近的日军粮仓里搞些粮食充饥。他们将打通竹节的竹棍插进装有大米的麻袋，看着 粮食一点一点地传送出来，当时心想这下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不幸的是，日军哨兵最终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随后，他们就被关押起来。“日军将我们关了好几天， 不给吃的喝的，“摩罗叉”(印度看守)见我们可怜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一点水我们喝，这才勉强熬了过来。房间很小，几个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牢房全是尿骚 味。”不幸中的万幸，日军最后将他们释放了，捡回了一条命。没多久，卢寿康便离开香港回到东莞东坑老家。他说：“为了生活我当起了挑夫，每天工钱不足一斤 大米。”

     成为东江纵队税收员

     “其实，我读高小的时候，就有一些老师是地下党，他们给我们讲过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那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些爱国宣传演出。”1943年12月，“为 生存打鬼子”的卢寿康找到在家乡东坑活动的东江纵队谢阳光大队，加入了“卢仲夫”中队，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游击队战士。他说：“当时部队的给养非常困难， 队伍里的干部战士还没有统一的制服，有的穿着列宁装，有的穿着便衣，跟普通百姓差不多。”

     像卢寿康这样的热血青年的不断加入，东江纵队越来越壮大，亟需解决经费问题。“上级派贾华等人到东坑角社村建立税站。东坑那时水路航运相当兴旺”。他们选择在神山建立税站，卢寿康曾撰文回忆。

     由于卢寿康文化水平较高和熟悉当地的情况，于是被调到神山税站。“那时候部队没钱，所有开支都靠税站和爱国华侨资助。在税站工作是很危险的，神山税站只有三个人。童时本任站长，我当写票员，黄仔持冲锋枪担任警戒，我和站长各佩一把驳壳枪。”

    “当时商人很乐意向东江纵队的税站交税，因为纳一次税后，可以全区通行，商客免除层层抽剥之苦，安全得到保障，税率大约为货值的3%。我们同时也是宣传员，宣传抗日不做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众也很愿意交税。”

    税站的功能远不止这些，那时东坑有人偷种偷运鸦片，收税员还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不应贩卖大烟来毒害百姓，后来他们不敢公开贩卖鸦片了。

    危险时不时就隐藏在身边，由于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收来的税款常常塞满麻袋。有一次敌人打扮成民工来偷袭税收站，幸而有群众报信，敌人才没有得逞。 “由于税站大多建在前方，离日军据点很近，税站的工作人员不便在村里留宿。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他们常常在野外草棚夜宿，还要轮流放哨。由于工作能力突 出，贾华还表扬了神山税站。”

     后来我们部队收复了寮步，伪军退到温塘，贾华派卢寿康和黄仔到寮步动员当地村民尹华、尹昌、尹培加入游击队，建立税收分站，卢寿康任税收分站站长。

     1944年的一天，是寮步圩日，卢寿康和黄仔走到一间茶楼门口便遭到一伙便衣敌人的袭击。“当时，我听到有人叫喊‘就是他们，打死他’，敌人的子弹朝我和战友黄仔的方向不断射来，由于寡不敌众，我右大腿被敌人击中了一枪，黄仔也被击中左臂。”

      卢寿康一直往前面街口跑，然后跳进水流湍急的河水中，“这时刚好有一条木船顺河而下，离我不远，我忍着伤痛迅速潜入水中躲到船底，然后游过对岸。敌人怕游击队增援，只在岸上朝水里胡乱打了一排枪后悻悻 撤退。左轮打中的，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岸上的群众知道我是东江纵队的兵，他们很热心的把我送回东坑老家。东坑地下党的负责人知道我负伤后，请来了同是地下 党的卢泽尧医生为我治疗，我记得卢医生帮我清理包扎伤口并打了一支破伤风针。”

     卢寿康伤愈后，部队派他到金桔岭第一支队骨干训练班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期间东江纵队的领导赵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训练班结业后卢寿康回到“卢仲夫”中队任小队政治服务员。

     日军少将魂归东莞河涌

     卢寿康在抗战中随部队转战东江流域，至今他仍然清晰记得两次难忘的战斗。“有一次随部队袭击从樟木头窜出来扫荡的加藤大队，当时我们藏在甘蔗林里袭击日军，打死打伤了很多日军。据说，加藤撤回樟木头据点剖腹自杀了。”

     另外一次则是广为流传的日军少将魂归东莞河涌。

    1944年夏天，驻地村民报告，日军一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靠近东莞桥头镇的潼湖边。

    据“东莞史料记载” 谢阳光大队当时分别住在桥头圩的邓屋、李屋和朗厦，大队领导接到情报后命令黄球小队长带人前去侦察。负责侦察任务的黄球一行4 人，发现这8名日军正沿着桥头、企石的一条河涌东岸堤基行走，他们扛着从飞机拆下的两挺机枪，有人背着公文袋和佩着指挥刀，一字形大摇大摆地走着。在日军 将要走脱的情况下，黄球当机立断地决定牵制住日军，和敌人交起火来。日军后退至河涌的转弯处，那里停放着一艘民用木船，日军见此就相继跳上船，顺水漂向企 石。

     在黄球一行和日军战斗时，住在朗厦村的张苞队长接到命令迅速带着卢寿康等10余位战友从河涌的西岸阻截日军乘坐的木船。此时日军余下的子弹已经不 多，张苞等同志呼叫日军投降，但日军始终顽抗。“日军枪法很准啊，黄球在战斗中牺牲了。最后，张苞手持驳壳枪率领部分战友跳下河涌，游上木船，将负隅顽抗 的日军全部打死。在清查现场的日军尸体中，发现其中有日本陆军少将安田利喜雄。缴获机枪2挺、短枪2支、长剑3把、军用物资和重要文件一批。”日军将领被 “东纵”游击队击毙，使侵略华南日军极为震惊。

    当天黄昏，日伪军立即从樟木头至石龙的广九铁路沿线，集结大量兵力，对潼湖、桥头、企石一带的村庄、山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逐村逐户搜查，有不少村民被拷打，有的村民惨遭杀害。

    东江纵队谢阳光大队长的后人根据其父亲的口述撰文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日本的‘靖国神社’作为愚弄日本军人的神器，日本军人的骨灰都送到那 里供奉。为了惩罚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铁东大队把安田利喜雄的尸体沉入东江，让他成为野鬼孤魂，入不了‘靖国神社’。”据其文载，驻东莞日 军先是想用20挺机枪交换安田利喜雄的尸体，后来见行不通，又生毒计：想去东坑抓谢大队长的父亲作为人质来交换。谢大队长的父亲闻讯后连夜带领全家逃到香 港。日军扑了个空，放了一把火把谢阳光大队长父亲在东坑的铺子通通烧光。

     抗战胜利之时，卢寿康在惠阳武工队。“我们武工队队员非常高兴，终于打赢日本仔了。”1946年卢寿康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在华东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编入两广纵队，参加了淮海等战役，任解放军连队指导员，荣获一等功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