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个偶然的机遇,朋友托记者了解了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曾经在肇庆军分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领导,结果无意之中了解到,这位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将军 目前还生活在广州,并且是国内著名的东北军历史研究专家和学者。时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我们专程到广州登门拜访了这位抗战老战士——抗日义勇宣传队队员刘祖荫。

      红光满面、腰板挺直的刘老和女儿联华笑呵呵地站在客厅门前迎接我们,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九旬开外!我们恭敬地向老人问好,说明了来意,请他给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西江网独家策划 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记者 彭建基 区冠威 编辑 蔡丽莹
  • 抗战老兵刘祖荫将军

    采访刘祖荫老将军。彭建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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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刘祖荫将军。彭建基 摄(右图)刘祖荫夫妇的金婚照片。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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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的女儿为他佩戴上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彭建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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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将军的著作。彭建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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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1977年,刘祖荫任肇庆军分区副政委时,下乡调查后起草的军分区政治部文件。(右图)刘祖荫七十年代在肇庆军分区任职时期的戎装照。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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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1945年10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20旅60团政治处主任的刘祖荫。(右图)刘祖荫所在的部队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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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所在的部队在“四保临江”战斗中,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作战。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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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原来所在的部队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在坑道口和施放毒气的美军作战。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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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所在的部队在解放长春后进军沈阳途中。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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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沈战役前,时任独立一师三团政治处主任的刘祖荫(左)和团总支书记须敬在行军途中。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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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荫所在部队在南满一带参加为巩固东北根据地开展的剿匪战斗(小说《林海雪原》描写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战斗)。作者翻拍

  • 抗战老兵刘祖荫将军

    刘祖荫所在的部队参加平津战役,在“围北平、打通州”时担任攻坚任务。作者翻拍

走读肇庆

       十八岁成为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义勇宣传队员,19岁就在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了东北军111师中的“217事件”绝食斗争,参加组织了111师的“83”起义;在人民军队里从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的基层指挥员逐步成长,跟随人民解放军的脚步从白山黑水打到南粤大地;从青壮年时期为国浴血奋战的英勇战士,到耄耋之年还笔耕不辍的辛勤学者,抗日义勇宣传队队员刘祖荫将军用自己不寻常的经历,抒写出辉煌的人生篇章。

        辗转逃难 加入救国阵线——111师义勇宣传队

        今年已经九十五岁的刘祖荫,192011 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他的祖父刘展堂曾经一手创办了镇江、南京、苏州三个海关,父亲刘兆芝也子承父业经营海关。少年时,刘祖荫就勤奋好学,考取了震旦大学 附属的扬州高中部。在扬州求学期间,他刻苦用功学习,课余时间酷爱阅读,并且通过进步友人的帮助,他还借阅了苏联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以及左联出版的 《作家》杂志等进步书刊,并且经常向《苏报》和上海几家晚报的副刊投稿。

       193711月,上海沦陷的消息传到了扬 州,扬州各地的师生都群情激愤,纷纷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刘祖荫也和同学们积极参与。但是很快地,扬州也陷入了倭寇的毒手,刘祖荫悲愤交加之余, 写了一篇《扬州失陷的前夜》文章,刊登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成为最早披露日寇在扬州犯下罪行的史证。随着逃难的人流,他和同胞们被迫离开了扬州。逃难 途中,他悲愤地写下《离乡》这首短诗:“兵崩东线国人忧,多少高官出石头(指石头城,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弃城而逃)。野渡无声慈母泪,烽火十月别扬州。”

        经过辗转逃难,1938年初,还没满18岁的刘祖荫在江苏淮阴看到111师宣传队的招生广告,就报名加入了这支退守关内重新整编后的东北军,成为东北军57111师宣传抗日的义勇宣传队员。

       111师的义勇宣传队隶属于111师政治 部,主要工作是做抗日救亡的宣传,而且多数是在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等。宣传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街头文艺表演等等,利用群众 赶集的机会,宣传队一阵敲锣打鼓,把人群吸引过来后,就可以开始做宣传了。街头表演除了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当时流行的节目外,表演得最多的还是“活报 剧”。这是一种当时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可以多人表演,融歌唱、念白、形体动作于一体,内容都是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对民歌和民调进行改编,例如把凤阳花 鼓的唱词改编为“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日本人,十人就有九人亡。”等等。 

       向党组织靠拢 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除了在街头向市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队还要在部队官兵中宣传抗日救亡,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鼓舞官兵的士气。刘老告诉我们,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内部,甚至同一个师或者同一个团,都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左派同情共产党,也积极抗日;中间势力则主张抗日,但是不亲共也不反共;右派 则反共,不主张抗日。所以,在部队里就有宣传抗日的必要性!由于111师有4个团,但是义勇宣传队只有30多个人,所以很多时候,队员们都要分工,相对固定地在某个团开展抗日宣传。

        刘祖荫曾分在111师的665团, 该团的团长张绍骞思想倾向中间势力,但是团里的“中校团副”却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同为义勇宣传队队员的徐惊百,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看见刘祖荫思想进步,就主动教给他怎样宣传抗日,并且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有关政策,使他逐步向党组织靠拢,当年的6月,党组织吸收刘祖荫加入了共产党,使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在部队内部的宣传,除了文艺表演以外,他们还编发一份名为《烽火报》的油印报纸,大概两三天一期,只是一张纸的页面,每期印两三百份,报纸的内容都是收集 转发国际、国内的抗战情况,报纸印出来就免费派发给部队官兵阅读。报纸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宣传队的队员们谁有空谁就去编发报纸。

      “吾人生而投111师抗日救亡,死而为东北父老尽忠守节”

  但是,1941218日,665团团长张绍骞告诉刘祖荫,111 参谋长陶景奎下了通知,要所有宣传队员回到日照县朱磨镇的师部去集中。刘祖荫匆匆收拾好行李,步行赶往师部。走在半路上,刘祖荫就预感到事情不妙:“这次 回师部肯定凶多吉少,是继续前行还是到鲁南去参加八路军呢?”他左思右想,觉得如果不回师部,可能会牵连其他同志,所以,经过认真思量,他顶着风沙继续向 师部走去。220日早晨,刘祖荫赶到师部驻地,在一户农家小院门前,院门口的哨兵对他说:“快进去吧!”他踏进大院就失去自由,宣传队30多名队员都被集中关押在这里,有的在地上垫着干草睡觉,有的蜷着身子缩坐在墙角。

  这次扣押宣传队员,其实起因于四个多月前57军发生的“922锄奸运动”。

  1940922日晚,义勇宣传队和重庆来的抗敌演剧第六队共同在军部演完了文艺抗敌剧目,回到住处休息不久,突然外面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厮杀声大起,原来111师师长常恩多和该师333旅旅长万毅,带人抄了57军军长缪澄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以及和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但是忙乱之中让缪澄流仓皇逃脱了。

   国民革命军第57军原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193612月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提出“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但是东北军内部对此仍然存在分歧。19409月,57军内部的民主派与投降派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军长缪澄流等人一方面散布反共言论,鼓吹“曲线救国”,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来麻痹官兵;另一方面在9月中旬,他们和徐州日军鹫津师团代表秘密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111333旅旅长万毅(后来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38军前身)司令员,解放军42军首任军长,建国后曾任特种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9710月逝世)得知军长缪澄流等与日军勾结的阴谋后,立即向师长常恩多报告,而常和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就秘密拟定了这次“锄奸”的方案。

  在“锄奸运动”的第二天,常恩多先后向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东北军著名将领,张学良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19649月逝世)和在重庆的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法办通敌卖国的缪澄流一伙。而缪澄流连夜逃到57112师后,也向于学忠报告,说万毅亲共,抄了自己的军部。而因为“锄奸运动”粉碎了日军在鲁南实施“以华制华”的计划,因此,日军也从徐州派出飞机,对111师驻地进行轰炸,并抛撒传单、漫画,又派特务、间谍散布谣言,妄图瓦解111师,同时,地面的日军也伺机向111师发动进攻。

  蒋介石发来电报,不仅有功不赏,反而斥责111师师长常恩多“不识大体”、“虽云忠党爱国,难辞犯上误国之咎”云云,同时下令撤销57军的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已经染有肺结核的常恩多一气之下,吐血昏迷不醒。常恩多病倒后,全师事务就暂由参谋长陶景奎“代拆代行”。鲁苏战区的反动派趁机反扑,大肆叫嚣“清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危险分子”。而111师内部以参谋长陶景奎、新升任331旅长孙焕彩及666团团长刘晋武为首的反动分子和少数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准备反扑。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祖荫所在的宣传队则在军中和地方宣传“922锄奸运动”的真相和意义,并公开揭露谣传。刘祖荫还编了一首《辟谣歌》:“乌鸦嘴巴呱呱呱,谣言变成牡丹花,鬼子造,汉奸造,缪逆爪牙也在造。莫信他,谁信谁传谁就是大傻瓜!”。宣传队的辟谣行为惹恼了陶景奎,他认定宣传队中藏有共产党,一定要将奸细“揪”出来。1941217日,陶景奎避开师长常恩多,以开会为借口,调333旅旅长万毅到师部,在吃饭时将他扣押,并下令强制解散333旅旅部,同时将宣传队集体关押在师部纸房村的农家小院。

    刘祖荫被关进农家小院的第二天,负责关押他们的工兵营的一个排长就悄悄向他透露:“你们千万不要走,路上有人要加害你们!”原来, 陶景奎企图将宣传队押往鲁苏战区的集中营。宣传队员们知道后,在牢房里高呼:“不走,坚决不走,打死也不走!”狱中的宣传队员还组成“七人委员会”,刘祖 荫也是其中一员。陶景奎硬是要将宣传队送往集中营,“七人委员会”就动员全体队员开展绝食斗争。刘祖荫还以义勇宣传队名义向陶景奎写信:“吾人生而投111师抗日救亡,死而为东北父老尽忠守节。参座良知可泯,部属之志难移!”

      绝食的第二天,消息就传到111师部官兵中,官兵哗然,对宣传队表示同情。111 师长副官刘万胜和师部参谋关靖寰等联名一些校级以上军官,要求陶景奎释放宣传队员。陶景奎眼看宣传队绝食已引起官兵的骚动和不满,军心难服,难以向师长交 代,不得不放弃将宣传队押送到集中营的阴谋。拖了两个多月,陶景奎始终也没有查出宣传队员中谁是共产党,不得不释放宣传队队员,而刘祖荫是最后一个被释放 的,从220日到62日,刘祖荫被扣押了整整100天。释放后,他被安排在师政治部工作。

       抗日军民的重要新生力量:111师“83”起义

       “锄奸运动”后,常恩多卧病不起,军权落到国民党顽固派手中。蒋介石下令,要东北军限期将八路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共产党的党组织从大局考虑,就要求在111师的秘密党员停止活动,并逐步撤离111师。中共宣传队支部书记周丕炎布置刘祖荫作掩护,最后一个撤出。“当时我的代号是‘亥’,也就意味着要最后一个离开,好掩护其他党员撤离。”刘老告诉我们。

    到了19425月,111师内部的政治环境已经空前恶劣,并且与鲁南的八路军已经发生过几次摩擦。6月初,刘祖荫以回家求学为理由,告了长假,卧病中的常师长得知后,转告陶参谋长:“刘祖荫不能走,政治部不给饭吃,师里给。”刘祖荫还是留了下来,在莒日联中教书,给部队官兵子女当教员。他后来才知道,常恩多师长是中共特别党员,正在策划一场更大的“计划”。

    7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关押在鲁苏战区的331旅长万毅,常恩多师长以身家性命力保万毅,82日夜万毅借警卫不严越狱逃跑。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病情垂危,他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中共党员,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后任新111师副师长;建国后曾任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1212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郭维城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大陆共产党人士参加了研讨会。1995年逝世)紧急磋商后,就委托他率领111师摆脱国民党的统治。83日下午,常恩多以“突然病情加重”为由,召集陶景奎、刘宗颜(副师长)、刘晋武(333旅继任旅长)等人开会,说要立“遗嘱”。在会上,常恩多派人将这些反共将领当场逮捕,将兵权交给郭维城,并交代其他团长,要坚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一结束,662团与666团的部队就将鲁苏战区于学忠的司令部包围,对总司令于学忠兵谏,总部特务营(张学良留给于学忠的警卫队)得知111师要走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路线,停止抵抗,转向拥护支持111师起义。

    第二天早晨,郭维城召见了张苏平(中共111师工委书记)和刘祖荫。两人来到师部,发现师部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非常紧张和严密。郭维城将昨天发生的事情简单告诉了他俩,说:常师长推荐二位,有要事相托。一、起草“83 起义宣言;二、派人去八路军山东分局请求支援,要求越狱逃往根据地的万毅旅长回师协助指挥;三、更换学兵队领导立即分发武器,将国民党政治部的人抓起来。 时隔七十多年,刘祖荫还大致记得《起义宣言》的大概内容: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到底”,拥护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主张”等等。起义 宣言并没有公开表明要投奔八路军,但表示“要和抗日的力量站在一起”。

      85日夜里,当地甲子山区下起了滂沱大雨,5米之外就看不见人,于学忠趁机摆脱了扣押,乔装成老百姓连夜向北逃去。

       86日,111师情况突变:661团和6652营叛变北逃;7日,师部工兵营也跟随叛变,并与师部特务连发生了交火。刘祖荫立即召集干部训练队主要成员进行商量,决定南撤投奔八路军。刘祖荫和教官孙学仁、吕梦林一起连夜南下探路,干部训练二队、三队除一个班外,其余将近200名队员都跟随南下起义了。在小房前村集中,全师参加起义的共有2700人,家属300人。

        当日上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奠基人,1948101日在辽沈战役的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为纪念他,中央军委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20099月,朱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率部队赶到坪上镇支援。89日凌晨,常恩多师长在房前村逝世。山东分局从抗战大局出发,秘不发丧,保留了111师的建制和人员待遇,甚至保留了部队官兵的军衔和薪金(国民党军有军衔,八路军是没有军衔的;八路军也没有薪金,只有生活津贴。这种情况直到1944年这支部队实行彻底改造后,才和其他八路军部队采取一样待遇),刘祖荫的军衔也得到提升,由原来的中尉提升为少校。111师改名为“新111师”,由原333旅旅长万毅代理师长,郭维城为副师长。

       111师的“83”起 义在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因为正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对晋察冀和晋鲁一带的抗日军民发动了极其残酷的“绞杀”和“扫 荡”,急于扑灭抗日武装的反抗,然后把大陆战场的日军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去对付美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从整个东方战场战略大局考量,频频主动 出击,在打击和消灭日寇有生力量的同时,壮大自己力量和扩大根据地。111师的起义,无疑为抗日军民增添了重要的新生力量。新111师由于是东北军的老底子,人员军事素质高、武器装备比较强,因而在山东的抗日斗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打击日寇伪军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到了19448月,111师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属于“旅”的编制)。19458 鬼子投降后,滨海支队迅速扩编为东北挺进纵队(属于“军”的编制),从山东乘船横渡渤海进军东北,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之后参加过“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四平攻坚”等一系列重要战役。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西南解放各大战役,建国后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功赫赫,被毛主席誉之为‘万岁军’。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番号中,改称为38114师,现为武警总队。

        111师起义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刘祖荫先是在665团任“指导员”(实际上是665团的政委),后来调回师里做宣传工作,又当过师后勤部的协理员。部队改编准备开赴东北的时候,他又调到支队供给处担任政委。

        发起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 军进入东北发动了对日寇关东军的歼灭战。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迅速行动,发起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延安 总部的朱德总司令也连发几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要求冀东的李运昌部,原东北军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部立即进军东北。当时任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 支队支队长的万毅,马上收拢部队,从9月初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陆续赶到山东黄县,紧急调集当地能够调集到的船只,从924日起,支队各部在黄县栾家口码头分批登船横渡渤海,到辽宁省兴城的钓鱼台登陆,到了月底,支队各部已经陆续渡海到达东北。

       刘老告诉我们:从海路赶赴东北,也是逼得无奈,因为如果从陆路走,不但要绕着渤海湾走一个大圈,还要翻越长城,不但时间耽误不起,后勤供应也难以组织,沿 途还有日伪和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袭击。但是从海上走也不大安全,那时候海上有美国军舰巡逻,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在横渡渤海的时候,部队 都是“偃旗息鼓”尽量隐蔽的。由于部队出发前已经把绝大部分的重武器留给了许世友的山东军区部队(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去东北的部队是不愁武器装备的,上岸后 就能够接受日寇的武器装备,也能得到苏联红军的援助,所以应该把火炮、重机枪等重武器留给山东的部队),只留下少量自卫的轻武器。部队虽然还穿着军装,但 是白天航渡时都躲在船舱里。

       渡海的官兵中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坐海船,刘祖荫当时是和支队部的人员同坐一条船,当时船上几乎所有人都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趴在船帮上往海里吐,连黄胆汁都吐出来了。上岸后他们就见到了很多的苏联红军,部队经过整理后迅速赶到沈阳附近集结。

       刘老告诉我们,部队到达沈阳郊外马三家子不久,东北挺进纵队万毅司令员就召见我,说东北局要人,要我马上到东北局去报到。我到了沈阳的东北局后,第一次见 到了中央首长、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彭真在葡萄架下和我谈话,在了解了我以前担任过什么工作以后,就说要派我到舒兰县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兼县大队长,彭真 强调,你到了那里,主要任务就是给我抓部队,抓得越多越好!不要听人家的批评和干扰,你就是专心给我抓部队!

       “我到舒兰县名义上是‘党政军’三个职务一肩挑,但实际上我只是个‘光杆司令’,仅带一个警卫员王家芳,北上舒兰途中,在清源县新组建的李运昌部队23旅中,它驻梅河口的一个团叛变了,他们无力解决,要我转回老部队,请求支援,帮助他们打击这些反动武装,”刘老回忆说,“我就坐轧道车赶回抚顺,东北挺进纵队一支队已移防在这里,并向万毅司令员说明情况并要求增援。万毅同意了,我又赶回清源,把23旅藏在小车站的一列火车开回抚顺,老部队很快运至清源,打了一次漂亮仗,消灭了这支伪满警察部队,连他们的团长都抓住了。”

       “万毅又给我派了一个县大队副大队长张光英,还给了一些步枪弹药,更重要的是还给我开了一张护照,上面用中俄两种文字证明我是共产党员,是派到当地去发动 群众和开展各项工作的,以便于和当地驻防的苏军打交道。这个护照发挥了很大作用,沿途的苏军部队看了以后都顺利放行。”刘老一直珍藏保留着这个护照,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抄家不幸丢失了。

       到了舒兰以后刘老才发现,当地土豪和伪满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已经和长春的国民党“行辕”勾搭上了,“所以他们不仅不向我们交权,还扬言要把 我们这支武装‘消灭’!我们当时刚刚组建起来的县大队只有百把号人,只有七八条短枪,真是势单力薄,形势十分危险。对方还来了个国民党党部的‘特派员’, 要我们投降!说“你们队伍中的老八路就‘礼送出境’,新发展的人员就编入我们国军。”我当时的回答很坚决:我们八路军可没有“投降”两个字!要命,有一两 条;要投降,甭想!

        送走了“特派员”,我就一面派人去吉林省分委求救,一边向当地的苏联红军驻军请求援助。当地的苏军负责人是个上尉,他一看我的护照,马上就说:我们大家都 是共产党人,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帮助!他马上命令当地原来的伪满县政府向我们交权,但是这班家伙已经知道苏联红军很快就要撤走,所以都阳奉阴违, 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却暗中准备迎接国军,当地的保安团已经秘密向我们运动和包围,准备等苏军撤走就把我们干掉。

       “过了两天,他们大概已经等不及了,就邀请我和苏军代表参加当地伪政权的一次“鸿门宴”,他们暗中在会场周围做了埋伏,准备等吃完饭后苏军一走,马上就把 我抓住。”刘老和同伴们也很警惕,一直和苏军在一起参加宴会,此时刘老的警卫员小王闯了进来,说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要马上去开会,于是刘老立刻起身告 辞,小王提着扳开保险的二十响驳壳枪在前面走。沿途已经发现两边走廊里的伏兵,只等“掷杯为号”就拿下刘老一行。没几天苏联驻军撤退,刘老坐上苏军的汽车 突破重围,路过朝阳镇,伏军尽起,但看见苏军的机枪架在车头,车口苏军端着冲锋枪如临大敌,“所以到底没敢向我们动手,眼巴巴地放跑了我们。”

        回到吉林见到省分委书记袁任远,刘祖荫向他报告情况。袁任远不让他返回老部队,留他在吉林,以舒兰县大队为骨干组建部队,即吉林保安二团,任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政委都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1947年初,吉林保安二团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即东北挺进纵队),成为七纵队2060团,刘祖荫仍任团政治处主任。刘祖荫带出来的这个团,第二次四平战役后,留在南满坚持沈阳以北敌后斗争。在 “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辽沈战役等战役中都有优异的表现。后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153师第459团,刘祖荫或任团的副政委,或任团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他调离了这个团,现在这个部队是北京卫戍区的“防化第一团”。

      “从此成为广东人!”

        五十年代初,刘祖荫随着中南军区从武汉迁到广州其后更改为广州军区,“从此成为广东人”,六十多年来再也没有离开广东工作和生活。刘祖荫在中南公安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广州军区政治部政工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559月,他因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独立自由”三级勋章和“解放”三级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刘祖荫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为“叛徒”、“内奸”,不但被抓到黑牢里关押了六年多,还被抄家和停发工资,直到1973年底才被放出监狱,算是部分恢复工作,1974年从广州军区调到肇庆军分区担任副政委,他带着女儿联华到肇庆工作,一直到1978年底才调离肇庆回广州军区工作。

        在肇庆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刘祖荫和分区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坚持长期到基层开展各项调研并指导基层人民武装工作,他走遍了当时肇庆地区的10个县和大部分的公社(当时还不叫“镇”),深入调查了解和指导基层的人民武装等工作,写出了很多详实的调查报告,为军分区和上级军事机关开展工作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

       1984年,刘祖荫以64岁年龄离休,1988年,他获得 独立功勋荣誉章。离休那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不懈锻炼身体,并且努力从事各项历史学术研究,他被聘任为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 心、广州驻军老战士书画研究会的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与人合作撰写了《东北军史》,自己独立撰写了《张学良与东北军57军》、《东北军14年抗战史》、《六十年文史岭》、长篇小说《浪卷千层雪》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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