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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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人类独有的权力,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
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掉落的一切,
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生出许多法人深省的结果。
——汪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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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车间同事 不知竟然同属“东后”

    编者按:一张拍摄于19738月矿井口的老照片——虽人物煤灰满面、衣衫不整,但青年工人的豪情壮志却充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重遇四十年前的好友,讲述一段珍贵回忆,竟引出一个共同的身份:父辈均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老兵,好友三人都是东纵的后裔!
                                                                        作者:彭建基   编辑:蔡丽莹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38月的老照片,我当时在广东省肇庆地区通用机械厂铸造车间工作的青年工人杜君凯、赖建平参加车间团支部组织的活动,到当时全省“工业学大庆”先进红旗单位——广东马安煤矿参观学习。当时,我们换上了矿工的工作服,戴上矿工头盔和矿灯,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实地参加和体验煤矿工人的艰辛劳动,劳动结束升井后,大家便在矿井口摄影留念。这张照片便是拍摄了团支部大集体和各个班组的合影后,我们三人独自拍摄的留影。照片中,我们三人还模仿当年宣传画中常见的“领导阶级”高大形象,我奋臂指向远方,杜君凯和赖建平一同昂首远望。虽然满面煤灰、衣衫不整,但是青年工人的豪情壮志却也充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


   三人除了是工厂里同车间的同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父辈都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老兵,我们都是“东纵”的后裔!可是在当时,我们相互之间却不知道这一点,起码是不十分清楚了解这一点。而终于使我们明白大家的父亲竟是战友的,还要得益于现在风靡的网络通讯工具——微信。

车间工作合作无间  组织读书会互诉心得

    三人中,杜君凯年龄最大,他是文革前的“老初三”,我和赖建平虽同年出生,但赖建平是1971届高中毕业的“新初一”,而我是1970届高中毕业的“老初一”。三人虽不是同时进厂,却都在同一个铸造车间工作,我是炉前工,杜君凯和赖建平是翻砂工。可是只有一百多人的铸造车间,平时修炉备料和翻砂做模的时候还有所分工,但在每个星期两次开炉浇铸的时候,却是要全员上阵、不分工种的。


    铸造车间的开炉浇铸可以说是工业生产中最艰苦的重体力活,不但高温酷热、粉尘飞扬、噪音刺耳,极大地消耗工人的体力。在那个实行粮食定量配给的年代,绝大多数成年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三十市斤,但是翻砂工的定量却是三十八斤,炉前工的定量就更是四十二斤。这个粮食定量,就连今天一家三口一个月也吃不完,人们大概会惊叹他们怎么那么能吃?可是在那个饭堂每顿只有几根青菜和几片肥猪肉的穷年月,工人一顿往往要吃七八两米饭,尽管如此,有的青年工人仍然会有饿腹感!


   重体力劳动对工人的身体素质有着苛求,身体强壮的工人往往都在工作中充当了主力。三人中,我的身高是176cm,属最矮的一个,杜君凯、赖建平都是接近180cm的身材,在广东人里都属于比较少有的高个子了。加上平时注意体育锻炼,常年在车间旁边的空地练习蹲杠铃、举哑铃、吊单杠什么的,所以都体格比较强壮,在开炉浇铸派工的时候,自然就成为车间主任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抬几百斤的中鐣(中型铁水包)、操控天车吊着大鐣(上吨重的大铁水包)浇注大型铸件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其中赖建平和彭建基拍档“倒大鐣”,就合作了两三年时间。


   日常在工作中,我们三人合作无间,在生活中也都是合得来的同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看书!七十年代前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摧残得最彻底的年月,对于喜欢看书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好书可谓屈指可数。但是在当时工厂青年团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厂里很多爱好读书的青年便组织了读书会和读书小组,大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交谈一些读书心得和体会,互相推介一些新书。但是这些读书会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地方:表面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传看和讨论那些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例如长篇小说《征途》、《桐柏风云》、《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高大全”作品,以及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定期杂志中的文章,从中琢磨当时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但是一些特别铁的、比较有见地的哥们,却私下传阅一些只能够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得到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内部发行”的翻译作品,例如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海斯的《世界史》、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等,甚至是一些“文革”中被列为“禁书”的文学名著《飘》、《红与黑》、《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而且还互相传阅那些《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奇怪的脚步声》等手抄本书籍。

父辈均是“东纵”!

    共同的爱好,使三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来往密切,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不知道大家竟然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的父辈都是东江纵队的老兵,我们都是“东纵”的后裔!


   三人中,我的父亲彭吉是最早被肃整。1938年入党的彭吉,曾经在叶基同志为首的长枪干部工作队当战士,“东纵北撤”的时候他因为犯疟疾而临时留了下来,参加了解放战争中三年多的重建武装和敌后游击战争;解放后他被编入公安部队,在粤中行政公署公安处工作(当时的粤中行政公署管辖现在的江门、佛山、肇庆等地区),1953年转业后,到佛山三水港务所担任港务所主任。可是到了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他被无端陷害,甚至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和伪造签名将他打成“右倾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党籍,连降两级工资,并被赶到港口的装卸班监督劳动,1964年又把他分配到新组建的肇庆西江船厂工作,直到19797月年近花甲才获得平反,20113月逝世。


    赖建平的父亲赖央和杜君凯的父亲杜路,两人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赖央在抗战胜利后随部队“东纵北撤”,后来又跟随南下大军打回了广东,解放初期转业到地方,大部分时间在财贸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当过肇庆行政公署的副专员和肇庆市(今天的“端州区”)市长,受“反地方主义”的影响,文革前他被调去省总工会任财贸工会主席;文革中被“打倒”受审查,直到1979年后才恢复工作。1985年他因病逝世,家属在与省总工会讨论如何介绍本人生平时,当时省总工会的人说赖央在文革中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中理由竟然是他1941年参加的东纵抗日游击队是“土匪队伍”,不算参加革命,是他自己“伪造历史”。为了这事,家属找了当时居住在广州的一批东纵老干部多方了解情况,最后还是找到曾生司令员写了证明材料,才将这份“处分”平反。


    杜路解放前曾经在家乡佛山南海以教师身份掩护做地下党工作,后来到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工作;1946年东纵北撤后,他和妻子宋英临危授命,回南海重建被打散的地下党组织,曾经担任中共地下党的南海县特派员、南三花工委书记、南海地下党县委书记;解放后先后任佛山军管会副主任、公安局副局长、佛山沙堤机场建设主任、粤中行政公署民政处长等。1957年他大病到广州医治,一年后回肇庆竟“充数”被划为右派,平反时他笑言“从来没有认同和簽字”。打倒“四人帮”后他到公路部门工作,曾经亲自调查写报告,将广宁公路段事迹推介为全国公路部门优秀单位。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一位东纵老兵几乎都不敢在社会上暴露自己的这个历史身份,怕惹来不测之祸;而他们的儿女亦深受牵连,在上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问题上都受到诸多制肘,自然也不敢为这样的“身份”引来无妄之灾。所以,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互相之间对于家庭情况和父母历史不打听、不了解,也就成了明哲保身的自然之事。

各奔东西

    三人中,因我和赖建平年龄相仿,工作中合作的机会也比较多,在集体宿舍里也是邻床而眠,加上两人爱好相同,也喜欢看书,所以来往相对比较密切。故我时常跑到赖家,也认识了赖建平的父母及弟妹,还知道大家都是客家老乡(赖家的老家是宝安县,彭家的老家是惠阳县,两地以前同属惠阳地区),还隐约知道大家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都是“东江纵队”,但是双方的父亲对于涉及当年的事情都不愿意多谈。事过四十年,依旧清楚地记得,我曾几次和赖家兄弟到广州游玩时,住到他父亲赖央的宿舍里,跟当过远洋船员、参加过省港航运工人大罢工的赖央伯伯学会了用红茶加炼奶做成奶茶;也记得赖央伯伯说起解放广东后,他和警卫员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家乡,绕着村子跑了三圈“耀武扬威”,吓得当年欺压过他的地主恶霸屁滚尿流的趣事。


    赖建平最早被调离通用机械厂工作。1974年,赖建平被抽调去搞“路线教育”运动,运动结束后回厂工作一段时间后,担任过工厂的副厂长,此后就调到其他单位去了。而我在19816月被调到建材公司,1987年初通过公开招考进入刚刚复刊的《西江日报》,一直做记者、编辑工作,到2014年底退休。杜君凯和同车间的同事左景茹结婚后,也于198112月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九十年代初,杜君凯加入了香港中资机构工作,随后其夫妻一起移居到香港。


   说起杜君凯和左景茹这对夫妻也挺有意思。他们和赖建平三人都是铸造车间小件班的工人,平时都喜欢钻研铸造造模技术,每次开炉后的第二天,有的小件班工人会自愿地聚集到清沙车间,研究分析各种铸件产生废品的原因。当时,杜君凯和左景茹还经常一起到加工车间的废品堆,查看铸件加工后有沙孔、气孔并分析成因。由于他们俩对工作的认真和积极,有效地降低废品回炉现象,也为国家和工厂节约了焦碳、电力等能源,受到了工厂的表扬。随后他们双双被送到市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铸造专业学习,三年学成回厂后都担任了车间的技术员。再后来两人就成了夫妻,如今算起,他们也已度过了“珊瑚婚”!


   我和赖建平由于基本都没有离开肇庆,所以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但是杜君凯定居到香港以后,虽然夫妻双方的家人都在肇庆,也不时回来肇庆省亲和办事,可来去匆匆,我们也就很少和他保持联系。记得最后一次联系已经是2002年春节,当时杜君凯回肇庆省亲,我们三人还有几位旧同事便相聚一起饮早茶。之后,由于电话升位和还没有上网等原因,竟然中断了联系。

再次“重遇”

   前几天(20157月),杜君凯在家里升级电脑的时候,在电脑硬盘中偶然发现他曾下载的一篇我写的文章,于是就萌生了重新与我联系的愿望。杜君凯先是在微信同学群中联系了一位叫张肇毅的同学(也是通用机械厂的同事),便向他打听我的联系方式。因我与老工友张肇毅也是微信好友,于是在几番打听下,终于使我与杜君凯这位断了音讯十多年的老同事恢复了联系。


   之后,我和杜君凯便一直在微信上“狂聊”。两人再次翻看当年的几张老照片,说起往事,都不禁感叹光阴易逝、物是人非。说起当年在车间里大家同属干部子弟的一些表现和“糗事”;说起1978年“40%调资”时,我去撒了泡尿回来就少了一级工资,杜君凯感叹:“你当年太过老实,我们为人处世都过于大方,不敢去争!虽然骨子里都有干部子弟那种傲气,可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有点谨小微慎”。我坦言道,不敢说“老实”和“大方”,或许是家庭政治环境形成的性格。父亲彭吉经过了多番波折的人生经历后,我们兄妹从小就被教导做人要老老实实,不与人争斗。我在小学是全班最后一个入少先队的,在工厂车间里也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团的。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当兵梦,1970年进厂以前,我参加过体检,“海检”合格;1971年参加体检也合格,可是均是在“政审”上过不了关,右倾地方主义分子(其实就是右派)的儿子,谁会让你去当兵?等到父亲平反后,我也超龄了。


   杜君凯很惊奇:“你爸爸也是‘东纵的?在车间工作时也从未听你说过呢!我爸爸也是‘东纵’的。”后来,杜君凯才知道我父亲解放后在佛山、南海、江门、三水一带工作,后来调去西江船厂,却一直没有在肇庆城区工作过,因此很多老同志也不认识他。因为父亲总是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性格,即使是离休后,父亲也很少参加老干局组织的活动。


   当知道父亲曾经在粤中行政公署工作过时,杜君凯说:“我爸爸解放初也在粤中行政公署工作过,他们会不会相互认识呢?”杜君凯很快找到一张1989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肇庆市城区老战士联谊会成立留念”的合影照片,他说前排坐着的右边数起第二位是他的爸爸,“这中间有你爸爸吗?”我细看后马上就认出来了,前排坐着的右起第三位是我父亲!“竟然跟你老爸紧挨着坐啊!我们的老爸真的都是东江纵队的战友!他们生前都是认识的!”


    当下,我们便激动地细细回想父辈的种种事情。我告诉杜君凯,父亲的名字叫“彭吉”,但是战争年代和解放后一段时间,他曾经化名叫“彭克功”,直到离休前才恢复了“彭吉”的名字。而杜君凯说道他的爸爸解放前在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化名“张汝祥”,由于外貌高鼻清秀,人称“高鼻张”,“杜路”是他的党内用名。佛山解放初的时候他才三十岁,由于样貌俊朗,一口流利的俄语,迷倒不少刚来佛山工作的年轻女大学生!这些陈年轶事,也是早几年他回佛山时听当年的警卫员讲的。原来,解放初的佛山革命名人,有著名的“两杜”,除了杜君凯的爸爸杜路外,另一个是杜国标,是解放后的首任南海县县长。


   君凯说,我们是四十年前的同事,今天通过微信重新联系上,居然才知道大家都是“东后”,我们的父辈原来曾经是同一面战旗下的战友!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你要把它写出来!


   于是乎,“属予作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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